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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热议平台企业数据竞争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时间:2021-02-27   作者: 管理员   点击量:84次

  电商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微信封禁淘宝抖音等问题层出不穷,在互联网领域反垄断行为的界定和治理,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于2月7日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标志着互联网经济法治化建设迈出重要一步。

  2021年2月24日,北京中周法律应用研究院与人民法治研究院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平台企业数据竞争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研讨会。会议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中周法律应用研究院秘书长李昊主持。

  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宁波大学及人民法治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及资深律师参与了此次研讨,就如何保障平台数据公平规范竞争,加强互联网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如何针对平台企业数据垄断行为进行有效法律规则、促进互联网行业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诸多立法、司法层面的建议和观点。

  平台垄断行为伤害消费者权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先后从电子商务场景、个人信息场景、反不正当竞争场景、反垄断场景四个不同场景,阐述了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观点。

  她认为,目前争议较大的平台企业封杀屏蔽问题,实际上封杀屏蔽跟传统的拒绝交易或差别待遇有所不同。以前传统的拒绝交易,是商家之间的商业竞争行为,消费者是间接在外的。但目前微信屏蔽抖音的行为,不只是两家平台之间的竞争,还包括想在微信上转发抖音的消费者,在这个场景里面对消费者意志或者消费者行为有一个直接限制,消费者有积极转发的意愿但却没有相应工具实现,从这个角度看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刘晓春指出,从国外相关学说的主张看,《反垄断法》并不完全是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除了消费者权益之外,还可能会考虑所谓的涉嫌垄断行为对于信息自由的影响,以及对于网络生态、社会秩序的影响。

  垄断和封杀屏蔽 违背互联网开放精神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数字经济与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教授刘权认为,互联网平台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做大做强后,往往不希望潜在对手超越自己,所以通过各种手段维护自己利益并限制竞争对手,由此引发了一些不正当竞争、平台垄断、封杀屏蔽等问题。而互联网本身就强调互联互通分享,自诞生之日起就强调万物互联,早期是没有技术进行互联,现在有了技术进行互联却经常人为制造互联障碍,“不兼容现象、封禁现象”实际上不符合互联网的精神,也不符合互联网产生的初衷。

  同时,刘权副教授认为,网络平台具有公共性,不应当封闭。网络平台尤其是头部平台,不是普通的市场主体,它承担着很多公共职能,提供了很多公共服务,它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欧盟不久前推出的《数字市场法》,它区分了网络平台的大小规模,认为大平台应当履行“看门人”的责任,就是说网络平台具有公共性,但是公共性大小和它的规模有关系。对此,他建议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相互开放通道。

  反平台垄断从长远看有利消费者总体性福利提升

  如今,全国上下越来越关注反垄断领域的消费者保护问题,如何在法律层面上理解反垄断法中的消费者保护呢?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许可副教授认为,事实上,不光是反垄断法,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领域也存在着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相互交叠的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反垄断法都对消费者进行了保护,但又有很大不同。

  这里面最大的不同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是权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列举出了九项消费者具体权利,比如知情权、选择权等权利。而反垄断法对于消费者保护的并不是权利,正如《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里所提及的是消费者的利益,这个词用美国反垄断法的讲法是“消费者的福利”,用德国的反垄断法的讲法是“消费者的效率”。所以反垄断法保护的并不是消费者个体的权利,而是消费者的“福利”。

  消费者的权利相对而言在法律框架下容易判断,但消费者的福利标准在反垄断法下很难判断。许可表示,我们当然要考虑消费者福利,但是这个消费者福利应当作为一个反射利益而非直接目标,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可以在《反垄断法》相关的规制中将消费者福利这一因素纳入其中,但反射利益只是一个反射性的,而要真正解决问题,《反垄断法》还是应该回到竞争性的规则,也就是回到促进竞争和维护社会竞争秩序,推动社会总福利的增长这个大目标上。一旦推动社会总福利的增长,从长远来看必然有利于消费者总体性的福利提升。

  数据竞争 给司法实践及应用带来新挑战

  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数据中的帐户归属问题,北京中周法律应用研究院执行院长叶国志认为,虽然现在已有一些司法判决认为平台对于用户的帐户具有控制权,但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不应一概认定。互联网帐户是用户在平台企业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基础上注册完成的,但不应该简单地认为是一个单一帐户,用户的昵称、帐号实际上应该归消费者所有。这个可以参考一下曾经发生在金融行业的一个争议案例,储户所拥有的银行帐号实际上分两部分,一个叫做帐号,一个叫做帐户,帐户是银行的,帐号则应该归储户所有。

  叶国志还提出,平台企业之间的数据竞争,给新的司法实践及司法应用带来一个新的挑战,就是说基于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这可能是一个趋势,互联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面临着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趋势。

  保护消费者权益应“多管齐下”

  平台经济时代,该如何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呢?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胡凌副教授认为应该多管齐下,并不断探索。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通过主管行政机关的执法和监管,审查互联网平台的应用程序是否存在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和隐患,加强对互联网用户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近几年行政机关的执法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但从司法诉讼的实践来看,目前所取得的效果还比较有限。当然,也有一些平台企业,也在努力建立和完善纠纷解决机制,以有效解决用户的投诉。

  此外,胡凌副教授还提出,公益诉讼现在刚刚起步,检察机关也开始做一些围绕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民事公益诉讼,但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

  封禁屏蔽问题干预,要以用户和消费者权益为出发点

  宁波大学法学院互联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电子商务法研究所所长徐伟副教授认为,互联网的一个特点是它有天然的垄断属性,互联网的用户规模效应会导致在某一个领域最终只会剩下一家独大。徐伟副教授认为封禁屏蔽问题需要干预,实施干预的出发点,不是从其他竞争者角度来考虑,而主要是从用户和消费者角度去考虑。

  此前微信QQ封禁第三方链接,“3Q大战”、百度与北京三七二一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等背后,都是数据和流量之争。对于平台企业之间的数据抓取引发的争议,徐伟副教授建议成立一个数据公共平台,类似于银行机构的征信系统,用户可以把自己的某些数据集中到某一个平台上面,在数据公共平台上,任何一家企业,无论是初创企业,还是拥有了一定数据的企业,如果想要获得某些数据,都可以在获得了用户授权的情况下直接从相应的接口当中获得。通过这样一个数据公共平台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把目前打得非常热烈的竞争企业之间的数据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掉,当然这样也会让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数据持有企业的竞争优势也将会消减。

  要用户优先 反对限制竞争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教授刘文杰重点分析了消费者权益保护视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他认为,平台企业数据竞争所涉及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其中一个核心就是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消费者对他在平台企业上的信息,他享有哪些权利,比如知情权、删除权、更正权等,这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对于平台企业围绕着数据之争,或者围绕封闭开放接口的反垄断问题,刘文杰教授认为,《反垄断法》的宗旨是要消除、反对限制竞争。什么叫做限制竞争呢?就是其他企业在进入相关市场时遇到了竞争企业的实质性障碍,所以在判断是不是存在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垄断行为的时候,关键是看相关企业在进入某一市场时的门槛高度,如果排除了某一竞争企业所设置的障碍后,新人企业可以以现在技术和经济实力进入市场,并且发展出自己的客户群,但由于某一企业业所采取的特定措施,使得新人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的提高,这样就违反了《反垄断法》的初衷。

  平台企业搭建流量高速公路,应避免损害市场自由竞争

  人民法治研究院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夏孙明表示,移动互联网时代流行一个说法:流量是一切生意的根本。对于已经成长为超级平台的领头企业来说,技术环节已不是主要竞争环节,而竞争中一个重要的门槛就是数据。无论是电商平台、物流企业、内容分发平台、社交平台,都在围绕数据积极布局未来,围绕数据的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

  夏孙明认为,已经形成庞大商业帝国的平台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大数据流量入口,这些大数据在不少平台企业自己领域里排他性使用,并且通过各种方式避免其他同行染指。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自己的商业壁垒,从古典经济学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高速发展的当下,自己建完流量高速公路之后,只能自己体系内的公司行使,对赛道上其他企业收取高额的过路费甚至封闭路口,从长期来讲,无疑损害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环境。

  管辖协议应当受格式条款规则约束

  在这次研讨会上,专家们还就平台企业数据竞争案件的司法管辖所涉及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实务问题发表了看法。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刘哲玮副教授表示,不少互联网平台企业之间的纠纷都涉及到管辖争议问题,比如抖音诉腾讯不正当竞争案,腾讯提出管辖异议后,福州中院认为本案应以开发者协议约定的合同签署地确定管辖,故作出移送深圳中院审理的管辖权裁定,抖音不服该裁定又向福建高院提起上诉。在该案中,腾讯提出管辖异议的依据就是管辖协议,这个管辖协议是双方之间签订的“开发者协议”,一系列的“开发者协议”中间都有这样的大体约定,协议签订地是深圳南山区,如果有任何纠纷,都是交到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来解决。所以腾讯以此为理由,认为这个案件应当移送深圳相关法院审理。

  刘哲玮表示,这样的管辖协议可能有一个争议点,就是该条款是由腾讯拟定的格式条款。《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协议管辖的条文只有34条,而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第31条有一个管辖协议无效条款,该条款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该司法解释31条没有任何法律明确的规定,《民诉法》中也没有规定,那能找到作为解释对象的就是合同法上关于格式条款的内容。格式条款除了有消费者作为内容之外,一般平等主体都受合同法格式条款的限制,格式条款中不光有提醒注意义务,还有加重对方责任、排除主要权利、限制主要权利这样一些直接导致格式条款无效的条文。

  管辖地选择是一种诉讼策略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主任刘君博副教授表示,在互联网平台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诉讼案件中,会经常出现共同诉讼的情形,涉及到多个诉讼主体。因为不少平台企业或者相应的工具软件可能有多个运营主体,往往提出起诉的一方多数情况下,都会有意地营造一些对自己比较有利的管辖条件。

  传统上判断管辖问题,都是以当事人“一对一”情形作为讨论前提,不论是适用一般地域管辖规则,如原告就被告,还是适用特殊地域管辖规则,如识别合同履行地、侵权行为地,其实都没有考虑到复数诉讼主体的情况。一旦出现复数诉讼主体的情况,从诉讼要件的审查顺序来说,原则上首先要解决复数诉讼主体问题,需要判断它到底是属于必要共同诉讼还是普通共同诉讼。如果成立必要共同诉讼,那么就会牵连管辖的适用,换言之,法院只要对其中的一个当事人可以取得管辖权,那相应地对必要共同诉讼的其他当事人也可以取得管辖权,这是大多数知识产权、反不正当竞争纠纷中,原告方所采取的诉讼策略。

  原则上应以原告主张的管辖原因事实为准

  清华大学法学院纠纷解决研究中心主任陈杭平副教授针对平台企业数据竞争案件的管辖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表示,根据他的研究以及对于一些司法实务案例进行检索和分析之后发现,对于平台企业数据竞争案件,司法实务操作当中一般这样进行,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时,法院只能做一个必要的形式审查。如果原告是向合同履行地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要审查你有没有合同,合同里面有没有相关约定,如果没有约定,则看争议标的是什么,从而来确定法定的合同履行地。这完全是按照原告所提供的单方信息来确定管辖的原事实,以及根据原告所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来适用法律管辖相关的规则来指向法院,从而由法院来判断本院有没有管辖权。

  陈杭平认为,这个阶段相对是比较简单的,但法院在向被告送达起诉状之后,被告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提出管辖权异议可能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个是对于案件实际法律关系有争议,还有一个就是他对于管辖的原因事实提出不同的主张。




责任编辑:棉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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